重温“训令”说治贪

对于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，尽管我们一直在狠狠打击，但此类犯罪现象仍然不绝如缕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？笔者日前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革命纪念馆参观时，重温64年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道“治贪”训令，似有所悟。

1933年12月15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主席毛泽东签署，颁发了第26号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》。训令强调，要“严格惩治贪污浪费行为”。其中规定：凡苏维埃机关、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自己的地位，“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，处以死刑”；“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，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”；“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，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”；“100元以下者，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”。同时，“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，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”。还明确：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，也以贪污论罪并按上述各条惩治……

这道训令，产生于我们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刚建立不久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或许有不甚严密之处，但其“治贪”的坚决和严厉程度，却令人叹服。唐代韩愈说：“赏厚可以令廉士动心，罚重可以令凶人丧魄”。贪污、挪用几百元，即要被监禁乃至被处死，这足以令有贪欲者望“贪”丧魄。我想，那时在我们的队伍中，犯贪者之所以少，上述律条之严厉，恐怕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之一。而我们的红色政权，在当时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围剿，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并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，严厉“治贪”恐怕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。

由此想到，现在有些人之所以贪欲越来越重，而且“敢作敢为”，除了他们自身利令智昏外，与我们现在对某些贪者“心太软”不无关系。一些说是“严惩”而实际上“惩”之未必“严”的案例，屡有所闻。比如，某市有两个腐败分子，一个受贿40．9万元，判刑仅15年；一个贪污和挪用公款65万元，判刑仅7年；而某省一家国企的总经理，贪污、挪用公款1700多万元，只被判无期徒刑……如此“宽宏大量”，有多少铤而走险的“凶人”会见此“丧魄”，会望“贪”却步呢？

改革开放以来，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：“对贪污、行贿、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”，我们必须“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”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则指出：“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，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”可见，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一直都是高度重视严厉“治贪”的。